陈洪捷近照

一、创业艰难

大约在1999年夏天，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秘书长博德博士一行来北大访问。北大负责接待的是闵维方副校长，他是我在高教所时的领导和同事，知道我熟悉德国高等教育，专门让我参加会见。会谈在临湖轩中厅举行，博德秘书长在交谈时说到的一件事情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DAAD有一个资助项目，专门资助国际上的德国研究机构，而且欢迎北大参与。用他的话来说：“我是带着礼物来北大的。”

这次在临湖轩会谈是一次一般性访问，双方后来都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联系。而我一直记着博德秘书长提到的资助计划，觉得是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跟进。当时北大刚刚有了一个非正式的德国研究小组，由德语系的谷裕老师牵头，有八九位老师参加，包括我自己。我觉得这是一支不错的队伍，应该去争取DAAD的支持。会谈一个多月之后，我请示了闵维方副校长，并以他的名义起草了一封德文信函，直接发给博德秘书长。信中说，北大很愿意与DAAD合作，推进北大的德国研究。不久收到了博德秘书长的回信，说DAAD很愿意与北大合作。这是德国研究中心创建史上的第一个里程碑。

博德秘书长表态之后，我就开始干活了。我首先与DAAD驻京办公室联系。DAAD于1993年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主任是施密特先生。当年施密特一来北京，我就与他们夫妇二人及秘书康斯坦茨相识，算是他们家里的常客，一起聚会，一起郊游。无论公事还是私事，只要施密特先生有需要，我都帮忙解决。有一段时间，我就在DAAD办事处上班，帮助做咨询和文案工作。这次与DAAD合作，施密特先生当然全力支持。在他的指导下，我们很快就完成了合作意向书，但在签字那天，还有一段小插曲。记得那天上午，在签字前一个多小时，学校突然接到上级指示，说为了谨慎起见，最好先不签。我一听就傻了，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怎么能说不签就不签呢？况且DAAD负责人已经在来北大的路上了，已箭在弦上了。幸好许智宏校长也到了，我赶紧给校长汇报了这一情况。许校长听后果断地说：“签吧，我回头去解释。”就这样，北大与DAAD签订了关于共同支持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合作意向书。意向书的签署是德国研究中心建立的第二个里程碑。

合作意向书签订后，我们就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德国研究中心项目由设在波恩的DAAD总部负责，具体来说是由总部的东亚及中国处负责。负责人是毕也克博士，他是汉学家，曾在莱比锡大学任教。我此前通过莱比锡大学的一名汉学家朋友与他相识，也算是老熟人了。有他在总部坐镇，我心里也感觉很踏实。根据DAAD的要求，申请德国研究项目，除了其他材料外，还必须提交一份研究计划。研究计划当然要以德国为研究对象，而且要有一个大型的跨学科的研究主题。根据团队老师们的专业背景，我起草了研究计划第一稿，主题是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发展背景，大概是关于德国学术史和知识社会学的混合路线。为此我查了大量的资料，定稿后私下征求了几位中德朋友的意见，他们都认为曲高和寡，估计我们做不了。随后，我确定了新的主题，从全球化和历史记忆的角度来研究现代德国。写项目计划是一项很辛苦的工作，既要考虑DAAD的意向，也要考虑我们团队成员的知识结构；既要有学术的高度，也要考虑实际的可操作性。而且，项目计划书必须有德文和中文两个版本。德文版给DAAD看，中文版用于内部交流。需要补充的是，DAAD当时在全球共资助了11个这类德国研究中心，目标是在全球建设若干德国研究方面的“卓越中心”，所以对研究计划要求很高。

除了申请报告和研究计划的撰写，当时我们还面临一些棘手的实际问题。按照DAAD的要求，我们的申请必须有德国的合作者。当时波鸿大学最为积极，而且动手很快，与我们在北京和波鸿都进行了多次磋商，并把项目计划书都替我们写好了。与此同时，柏林自由大学也很积极，北京大学与柏林自由大学有多年的合作历史，按理说，这次与柏林自由大学合作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柏林自由大学有两个不同的牵头人，他们意见不统一，思路也不一样。柏林洪堡大学也很感兴趣，牵头人是我的同行和老朋友韩友耿(Jürgen Henze)教授。面对德方不同的合作伙伴，我不得不小心应对，反复沟通，多边协商，最终选定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作为我们的合作伙伴。不仅德方情况复杂，中方情况也不简单。教育主管部门和北大校内都有不同的声音。好在经过反复努力和沟通，总算排除了种种阻力，计划不断地向前推进。

尽管我在不断努力地推进，但有一段时间DAAD总部似乎有些犹豫，反应不积极。一打听才知道，DAAD在我们之前资助了日本东京大学的德国研究中心，但该中心执行情况不理想，所以DAAD怕重蹈覆辙，对北大持观望态度，特别是对北大校方支持的力度有些不放心。看来我必须在学校内部做更多的工作，打消DAAD的顾虑。

2002年春夏之际，我正好有机会陪同吴志攀副校长去德国参加一个活动。在参加活动之后，我带领吴校长一行去了波恩DAAD总部。吴校长与DAAD领导班子进行了会谈，强调北大具有很好的德国研究的基础，申明了北大校方愿意与DAAD一起促进北大的德国研究中心建设的愿望。吴校长说，北大将为德国研究中心在未名湖畔提供办公场所。所说的办公场所，即曾属于生物系的一处实验室楼，当时学校决定对其装修后将德国研究中心安置其中。我事先拍摄了小楼的照片，并放大装裱。小楼虽旧，但在未名湖畔的绿茵掩映之中显得浪漫而雅致。DAAD负责人听了吴校长的介绍，看了照片，信心大增。吴校长这次对DAAD总部的访问，对DAAD最终决策起了重要作用。吴校长的波恩之行可以说是德国研究中心创建史上的第三个里程碑。

从德国回来，我们又对研究计划进行了多轮修订，然后正式提交了申请。根据申请，应该是DAAD和北大共同建立德国研究中心。但DAAD反馈说，他们只支持现成的德国研究机构，而不是新建研究中心。所以我开始努力在校内先建立德国研究中心。由于有申请DAAD资助的契机，也有吴校长和国际合作部的支持，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很快正式建立，我被任命为主任。这是德国研究中心建立的第四个里程碑，也是中心的纪元之始。

德国研究中心虽然正式成立了，但当时我们是所谓的无房、无钱、无人的“三无”虚体机构，即学校不给办公室，不给经费，无专职人员。而根据DAAD的要求，项目合作的经费应由双方共同承担，北大也许诺为德国研究中心提供办公室和基本经费。但原则上的许诺与具体执行之间有着漫长的道路，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跑腿和磨嘴皮的过程。最初的成果就是在英杰交流中心获得了一间大约30平方米的房间，这是德国研究中心的第一个办公地点。几经奋斗，几年后我们才入驻未名湖畔的小楼，但这是后话了。虽然有了一间办公室，但我们没有一分钱购置办公室用品。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是朋友捐赠的，电话机是我家里淘汰下来的。至于日常办公用品只能我自己掏腰包了。

这时，我们与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的合作也更加密切。两校指派了专门的项目负责人，他们不仅参与讨论我们的合作计划，也负责落实两所大学相应的配套措施。在我们三方共同推动下，DAAD终于又往前迈进了一步，即启动了对我们申请的评估工作。先期评估是DAAD提供资助的必经环节，评估内容包括研究计划、学术交流计划、团队情况、德方合作伙伴的支持力度以及北大的配套措施等。根据DAAD的要求，我提名了柏林洪堡大学的韩友耿教授和DAAD语言教师顾安达博士(Andreas Guder)担任评估专家。韩友耿是我的同行和好朋友，而且是德国唯一专门研究中国高等教育的专家，顾安达也是我的好朋友，当时在北京理工大学任DAAD德语教师。DAAD认可了我的提名，委托他们二位及一位加拿大学者对我们的申请报告、中心状况及相关的机构进行全面评估。其实从一开始，我就与两位德国朋友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很多问题上都征求过他们二位的意见，所以他们对我们的项目了如指掌，也基本是“我们的人”。所以评估毫无悬念，顺利通过。

通过评估之后，我们开始准备正式签订合作协议。DAAD办事程序复杂，要求很多，我必须一一应对。一般性要求还好对付，而我们必须在签署协议的同时做出未来5年的财务预算。对于我一个文科生来说，这本身就有难度。更要命的是，我没有钱，如何做预算？可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眼下诉苦是没用的，咬牙干活吧。从学校的角度看，我们是“三无”虚体机构，学校最多可以从国际交流的角度为来访的德国学者和德方项目负责人提供住宿，其他经费则一概没有。在整个筹备期间，我每次去德国开会，都是找朋友赞助机票。江阴一位叫曹克波的企业家与德国联系密切，热心中德的商业和文化合作，慷慨地给予我们德国研究中心多种支持，几次赴德机票都由他赞助。面对编制5年预算的艰巨任务，我挑灯夜战，拼拼凑凑，虚实结合，最终完成了预算方案。预算中包括北大和DAAD的支出，而且要详细到每一项目的具体支出，比如会议、学者交流、学生交流、日常支出、出版印刷、网页维护、成员津贴以及房租等。看着打印出来的厚厚一本预算方案，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要知道，我当时连Excel都不会用啊，一切都是抱着小计算器用加减乘除算出来的。

到2005年年初，协议文本和预算方案已准备就绪，就等着正式签字了。当时我们决定在举行签字仪式的同时，举办德国研究中心的第一次学术研讨会，以便扩大学术影响。所以，在准备协议文件的同时，我们还必须准备一次高大上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德国和国内重量级的学者。这段时间，由于工作头绪多，压力很大，我的健康方面也出了些问题，这是我筹备德国研究中心以来最艰难的一段时期。好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2005年9月，DAAD秘书长以及柏林自由大学和柏林洪堡大学校长来到北大，举行了隆重的签字仪式，并参加了我们的大型国际研讨会。

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的建成使1999年的一个想法终于在2005年变成了现实。我松了口气！

在此之前的五六年中，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工作常常不分昼夜，跑遍了学校各有关部门，找遍了各位主管的副校长，而且频繁出入德国，常常为了一个会议，到德国就开会，会后立即返程，其中辛苦不足与外人道也。有人说，我做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虽有点夸张，但也不无道理。在大功告成之日，按说我可以轻松一下了。但我只敢“松口气”，丝毫不敢松劲。我深深地知道，要建立一个在国内和国外堪称一流的德国研究中心，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自从北大与DAAD在2005年签订合作协议以来，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中心迅速崛起，跻身全球德国研究卓越机构之列，无论在学术领域还是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不断扩大。德国知名学者、部长、议员、德国大使以及相关的德国机构纷纷来中心参加活动或联合举办活动。中心在校内也连续两次被评为优秀虚体科研机构，受到嘉奖。在辉煌的外表之下，德国研究中心其实也有不为人知的难处，这些难处与成就一起被写入了中心的历史。

二、何处安身

德国研究中心是一个虚体机构，学校不提供办公室。而根据北大与DAAD的协议，学校应该为德国研究中心提供办公条件。但要在北大搞到一间办公室，谈何容易？

为了表示诚意，北大一开始就答应为德国研究中心提供办公室，而且也向DAAD展示了我们未来的“家”，即未名湖畔绿茵掩映的“小楼”。只是此楼年代已久，必须重新装修，而装修的进程却一拖再拖。为此德国人说我们“不靠谱”，我自己也心急如焚。

我们说由于审批手续复杂，装修进程难以把握，并说学校会先给我们提供临时办公室，作为过渡。DAAD表示理解，并想看看我们的临时办公室。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我在某学院中借了一间办公室，说好借用一周。我赶紧到外面做了一个“德国研究中心”的牌子，贴在门上，又从家里搬了好几摞德文书籍，临时码放在办公室的书柜中，然后在此办公室中体面地接待了DAAD的北京办事处主任。

一周后，我们交还了人家的办公室，又成为“皮包”中心。然后我又一如既往，一份又一份地给领导写请示报告，一次又一次找领导汇报。经过很长时间，我们才终于真正获得了一间过渡办公室。但这间办公室真是拿不出手，一来很小，二来在楼内深处，走过九曲十八弯的路才能到达，远远不符合DAAD对我们的期望。所以，我还得抓紧要房，目标当然就是未名湖畔那栋小楼。

自从学校许诺给我们这栋小楼，德国人就一直询问我们何时能够入驻。可是一等就是两年。中德双方每年有两次工作会议，每次在会上我都要报告工作进展，都要说明办公室的问题。我说了几次“很快可以装修好”之后，估计也没人信我的话了。记得柏林自由大学的项目牵头人艾格特(Hellmut Eggert)教授专门写了篇寓言，说从前有一栋传说中的湖畔小楼，忽远忽近，如海市蜃楼，你永远也无法接近。艾格特教授与我们很熟，写此文半是玩笑，也半是认真，但表达了一种无奈的心情。

大约在2007年，我们终于可以入驻未名湖畔的小楼了。说是“小楼”，其实也就给我们三间办公室，一大两小，不过我们已经很知足了。有了办公室，当然要配家具。可是我们基本没有钱，买不起家具。朋友告诉我，河北香河有家具城，家具很便宜，是我们理想的采购地。

我当时刚刚拿到驾照，手生路又不熟，也没有车，就开着学院那辆老旧的桑塔纳，大胆地奔香河而去。到了香河家具城，处处打听办公家具。半天时间内，买了课桌、书柜、办公桌等一堆家具。一算账，才一万多，真是心花怒放。几天后，家具送到，我们高高兴兴地开始布置。我们先把DAAD捐赠的图书放到书架上，我又把家里的电脑拿来摆在办公桌上。我事先还去装修城买了块上等石材，精心打造了一个德国研究中心的牌子，古色古香，高雅大气。布置完毕，我赶紧安排DAAD负责人来中心访问。接待客人那天，我扬眉吐气，让我多年张不开口的办公室，一下子成了我的骄傲。

三、等米下锅

按照北大与DAAD签订的协议，德国研究中心的经费中德双方各出一半。德方主要负责与德方有关的经费，而日常的办公和活动经费则由北大支付。协议虽然很清楚，但执行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由于我们是虚体单位，学校不可能给我们经费，所以我们得自己想办法。一些大笔的开支，可以找人赞助。比如我去德国开会，都是找朋友赞助。每次去德国，都是朋友出大头，买机票，我出小头，自己承担签证费、在德国的交通费和餐费等。再比如，为了联络感情，提高我们研究中心的知名度，我们每年都举办一次高档次的新年酒会，邀请在京的有关德国机构和兄弟单位的德国研究者欢聚一次。酒会的经费也只能找朋友来赞助，我的几个同学和德国朋友都赞助过我们的新年酒会。

除了这些活动，我们还要开设课程、组织学术会议、办讲座、出版《北大德国研究》年刊、交房租、购买办公用品……这些都得花钱啊。所以我不断地给学校写申请，希望从学校得到一点基本经费。但我的申请往往石沉大海，没有结果。好在先后两位主管副校长很支持我们，先后给了我们两笔数额有限的经费。钱虽不多，但那是能救命的钱啊。我内心一直对此感念不忘。

但这两笔钱也只能满足一时的需要，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花钱，所以我还得不断地想办法，比如先后几次尝试与外边的公司合作，想利用我们关于德国的知识换取一些经费支持。无奈我这种书生经商能力低下，话没少说，路没少跑，却一事无成。最后发现靠自己还是不行，还得依靠组织。我鼓起勇气，给闵维方书记写了请示，望学校给予支持。闵书记曾是教育学院的院长，估计是出于同事之谊，安排我到学校办公会议上进行汇报，争取让会议作出资助的决定。

为此我花了两天时间进行准备，精心制作了汇报和预算申请的PPT。我把协议中所定的预算额打了八折，觉得申请的经费不多，应该能够成功。会议那天，我战战兢兢地在学校党政联席会议上进行了汇报，自我感觉说得有理有据，恰到好处，应该胜利在望。但我的希望落空了，所申请的经费没有被批准。

经过几年的努力，我认识到，我们只能自力更生了。后来我们总算找到了一点办法，获得了一些起码的经费。至于具体途径，由于涉及商业秘密，此处就不写了。总之，除了学校给我们的有限支持，我们自己筹集了一些经费，出色地完成了协议所规定的工作。如果对德国研究中心进行投入效益评估，我们的投入产出比一定很高，堪称楷模。

四、大咖云集

促进中德学术交流是德国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之一。在项目启动之后的几年中，我们邀请了多位不同学科的著名学者来北大交流。比如柏林自由大学的历史学家科卡(Jürgen Kocka)教授，他是当今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曾任世界历史学会主席，于2005年和2007年两次来中心参加学术活动。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教授因提出“风险社会”而闻名于世，应邀来中心进行学术报告。柏林洪堡大学的社会学家约阿斯(Hans Joas)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社会学理论家，曾任埃尔福特大学马克斯·韦伯研究院院长，也应邀来中心作了学术报告。海德堡大学的社会学家施卢赫特(Wolfgang Schluchter)教授是国际著名的马克斯·韦伯研究专家，在北大作了数场报告，系统阐述了他对韦伯思想体系的研究。另外，我们还邀请了教育学、文学、法学、政治学等学科的多位学者来北大进行交流。那几年，我们所组织的报告会通常会吸引众多的校内与校外的老师和同学，中心由此成为一个颇具影响力的中德学术交流平台。

随着声誉的提高，德国研究中心也引起了德国政界的关注，联邦议员、党派领袖、政府智囊、德国大使也频频来访。记得2008年春天，当时的德国联邦教研部部长沙万(Schavan)女士决定来访德国研究中心。在她所率领的代表团中有两位著名的德国学者，他们是科隆大学的卡布里茨(Andreas Kablitz)教授和图宾根大学的赫费(Otfried Hoeffe)教授。部长一行计划与我们中心共同举办一次主题为“启蒙运动”的高端论坛，部长在会上发言。这么高端的论坛，对我们中心来说也是一种殊荣。

这次论坛非常成功，并引起中德学界和媒体的高度重视。但在这次论坛中，有一段不为人知的小故事，值得一记。北京的一个中德机构得知部长将来访，想安排部长去他们那里访问，但所选时间与我们的论坛有点冲突。据说他们在做工作，想缩短部长在北大活动的时间。我一听就急了，为了保证我们活动的质量，我赶紧找我在柏林的朋友，直接联系联邦政府有关负责部门，请他们一定保证部长在北大参加活动的时间。很快我得到了来自柏林的肯定答复，说部长在北大的日程一定得到保障。开会那天，部长也真给面子，不但按计划的时间参加了我们的活动，而且当她应当离开会场参加下一场活动时，她居然坚持全程参加论坛，并取消了后面的行程。我们当然很高兴，可惜那个中德机构的一切接待准备工作也都白费了。部长的这一决定，也算是对我们论坛的最好评价。

五、几位主管校领导

德国研究中心是一个虚体单位。所谓虚体单位，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单位。大学是由一个个院系和行政部门组成的，虚体就只能在这些硬邦邦的实体夹缝中求生存。只是我们这个虚体不“安分守己”，还想做点实事，所以“麻烦”就来了。

虚体单位在大学的体制中是不被识别的。在学校的财务预算中没有你的名字；你为研究生培养做了贡献，研究生院没听说过你；你去资产处，人家问你是哪个学院的；你去“211工程”办公室，人家听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去找我所在的教育学院，领导说“这跟我们没关系”。虚体如同虚幻之体，在大学的现实中没有立足之地。

面对庞大的体制丛林，我只能眼睛朝上，找领导。其实在德国研究中心的发展历程中，先后多位校长都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不然我们可能一事无成。

德国研究中心的前身是德国研究小组，小组牵头人是谷裕老师。她虽是文学女性，但颇有大侠之风，径自“闯入”文科主管副校长何芳川的办公室，呼吁支持德国研究。何校长给了10万元经费，用于资助出版德国研究丛书，小组成员感到无比幸福。

当我开始筹备建立德国研究中心时，文科主管副校长是吴志攀教授。吴校长来自法学院，我想吴校长一定是满脸威严、居高临下的法学家。作为不年轻的年轻教师，我不敢随便求见，但是德国研究中心的事情迫在眉睫，我鼓起勇气，走进了校长办公室。可是一见到吴校长，我顿时就放松了。吴校长热情亲切，平易近人，耐心听完我的陈述后问我：“是你写了关于德国大学学术寂寞的博士论文吧？”我说“是”。他说：“我看过，写得很好。”当听说我的书将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时，吴校长果断地说：“拿回来吧，好书要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于是，我要回了《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的书稿，改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北京大学德国研究丛书中的第一本。吴校长还主动写了前言，并出面给所有校领导和院系领导赠送了此书。

2002年，我有幸陪吴校长一行出访德国。我借此机会给代表团添加了一项日程，让吴校长去趟波恩的DAAD总部，督促他们尽快与北大签署关于支持北大德国研究中心的协议。这是让校长给我们站台啊，吴校长欣然同意。事实证明，吴校长的这次DAAD之行是德国研究中心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步棋。

吴校长之后，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是张国有教授。张校长刚刚上任，我就迫不及待地前去“套词”。我给张校长写了请示，说想见面汇报工作。张校长很快答应，约我在勺园教授餐厅见面，边吃饭边汇报。当时，张校长新上任，还不了解有关情况，我得从“开天辟地”说起，汇报了德国研究中心的由来和发展状况。张校长听后说这是好事，但一算经济账，他觉得要持续发展的确有困难。我的第一印象是，张校长没有热情鼓励，还尖锐地提问，并注重算经济账，心想：“我们中心今后日子不好过啊。”

后来我才发现，张校长不仅有经济眼光，而且有学术关怀和菩萨心肠。他第一次参加我们的新年酒会，就让我很意外。我原以为张校长上任不久，事情很多，不会来参加我们一个虚体中心的活动，所以他的到来让我很感动。在张校长任职期间，他参加了我们中心的许多接待和学术活动，还跟我们一起去德国参加每年的工作会议以及其他学术活动。关于经费，他也一直为我们出谋划策。有一次，我们实在揭不开锅了，张校长出面协调，从其他部门给我们临时借了几万块钱，让我们先开展工作。要知道，张校长负责整个北大的文科，能如此具体地关心一个虚体单位，实在是难能可贵。

总之，在德国研究中心的筹备、创建和发展的整个过程中，两位主管副校长的支持都很给力。其实不仅两位主管文科的校长，其他相关校长对我们也厚爱有加。许智宏校长虽然不具体管我们，但总是积极支持我们的活动，需要出席的场合他尽量出席。当初与DAAD签订合作意向书时，就是许校长顶住上级部门的压力，果断签字，为我们中心赢得了生机。而且许校长到处夸赞德国研究中心，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犹如我们的“保护神”。德国研究中心是国际合作项目，当时主管国际合作的郝平副校长更是我们的坚定支持者。记得那次在校长办公会上进行汇报之前，郝校长多次给我们具体指导，会议前还一再嘱咐。他还同意担任我们中心的名誉主任，以增加我们的胜算。在郝校长的关怀下，国际合作部始终陪伴和支持着我们，是我们的主要“靠山”。国际合作部部长李岩松及郑如青、李昀等具体负责人一直与我们站在同一条战壕中，闯过了一关又一关。后来李岩松部长荣升副校长，主管国际合作，更是一如既往，积极为我们保驾护航。

除了校长们，我们在校内也得到不少部门的支持，财务部、资产部、社科部、校办、会议中心、出版社、北大软件公司、研究生院和教育学院等单位都曾给我们提供过很多帮助。当然这些属于体制外的支持，主要是以人情和友情为基础的。总之，德国研究中心作为一个虚体机构，如果没有来自校领导和众多部门的支持，我们可能寸步难行。

六、我与德国研究中心

通过前面的叙述，读者可以看到德国研究中心的光荣与梦想，也可以了解到创建的艰难过程。也许有人会问，这么困难的事，你为什么要做？你有本职工作，何必给自己添这些“麻烦”？

是啊，有时我也问自己。说来话长，我得从我跟德国的缘分说起。

当年高考，我报的专业是英语和法语，但德语专业录取了我，我因此与德国结缘。在北大读了四年德国语言文学，毕业后留校到高教室工作，主要从事德国高等教育研究。我的职业再一次把我与德国联系起来。1987—1988年，我有幸到柏林自由大学进行高等教育研究。利用这次机会，我跑遍了德国高等教育管理和研究机构，如大学校长联席会(波恩)、德国学术交流中心(波恩)、德国科研基金会(波恩)、科学审议会(科隆)、马普教育研究所(柏林)、国际教育研究所(法兰克福)、巴伐利亚高等教育研究所(慕尼黑)、卡塞尔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卡塞尔)，对德国的高等教育体系有了系统的理解，同时也在德国建立起一个学术关系网。

1993年，DAAD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我与施密特主任及其团队建立了很好的私人友谊，深度了解了DAAD的工作，并一度在办事处兼职。1995年，我受DAAD资助，赴德国从事我的博士论文研究。我的论文题目涉及德国大学史和蔡元培与德国的关系，因此与德国史学界和汉学界建立了联系。这样，我在德国就有了高等教育、历史学和汉学3个联系圈子。1999年，我到马普历史研究所(哥廷根)进行短期访问。2000年，我受洪堡基金会的资助到柏林洪堡大学从事中德学术交流史研究。

从1987年第一次去德国到2000年作洪堡学者，我与德国学术界已有十多年的交往，并受到德国多家机构的资助，所以我觉得应该为中德学术交流做点事情。当年我想申请延长博士研究的时间，我的德国导师穆勒(Rainer A. Müller)教授却劝我早点回国，他说：“中德学术交流需要你这样的人。”他语重心长，我铭记在心。

在北大，不少文科院系中都有在德国留过学或从事与德国有关研究的教师，他们分散在德语系、历史系、法学院、哲学系、国际关系学院、艺术系、教育学院和社会学系等。这些教师各自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从事有关德国的研究，但视野有局限，有时也感到很孤独。他们通常是单枪匹马，在院系内部很难找到对德国有兴趣的同事。就是说，他们缺少一个跨越学科边界的讨论和交流的平台。

基于我个人的经历以及拥有的德国学术人脉资源，同时针对北大的具体情况，我觉得应该建立一个这样的学术平台，而DAAD的全球德国研究中心资助计划正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契机。于是，我就走上了历时10年的创建德国研究中心之路。

德国研究中心筹备过程历经了5年，然后我又担任了约5年中心主任。10年的光阴，有多少用在德国研究中心上面，我自己也说不清。这10年是我从40岁到50岁的人生黄金时段，也是我在自己专业中成长和爬坡的10年。在教育学院，我要上课、带研究生、做课题、发论文、办刊物，本身就忙得不可开交。如果说德国研究中心的事情没有影响我的本职工作，没人相信。

回想起来，由于创建和领导德国研究中心，我真是放弃了很多。包括专业方面的放弃，比如减少对研究、项目和会议方面的投入，有几件事不妨一提。1998年，我的博士论文答辩之后，本想在博士论文出版前进行增补，而且我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材料，可惜这一计划一拖再拖，最后不了了之。另一件事是计划翻译我导师穆勒教授的《德国大学史》一书，出版社已经联系好了，但我迟迟没有完成。2005年，导师不幸去世，最终没有看到中文版出版，这是我终身的遗憾。还有，大约在2003年，柏林洪堡大学教育系施瑞尔(Jürgen Schriewer)教授邀请我去该大学作客座教授，工作一两年。但当时研究中心的筹备工作正在紧要关头，我无法离开，只好谢绝。另外，大约在2005年，教育部想派我驻外，去柏林使馆教育处工作，我还是很动心的，但当时与DAAD签订协议在即，我也无法离开，只好放弃。

记得一位台湾朋友不无讽刺地问我：“你想做傅斯年啊？”他是怕我从事学术组织工作而耽误学术。我说不会的，心想这些组织工作是不会影响我的学术的。看来当初多少有点年轻气盛，不知前面水有多深。

总之，创建德国研究中心是我一生中一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虽历经万难，虽有所放弃，但我没有后悔过!一句话，既然是想做的事，就在所不辞。

陈洪捷近照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网址: http://bjdxjypl.400nongye.com/lunwen/itemid-4642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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